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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0章 扫除一切腐败者（第3页）

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，自己也全力配合，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，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。

朱元璋制定了法律，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五种，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，客观来说，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。

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。

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，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，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。

在他实施的刑罚中，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，把人绑在柱子上，用刀慢慢割，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，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，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，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。

除此外，还有所谓抽肠（顾名思义）、刷洗（用开水浇人，然后用铁刷子刷）、秤杆（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）、阉割、挖膝盖等等。

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，官员们仍然前“腐”

后继，活像一群敢死队，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。

自明朝开国以后，贪污不断，朱元璋杀不尽杀，据统计，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，到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，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，大部分都被杀掉了。

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，能平平安安地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是完全可以自豪一把的。

朱元璋十分不理解，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，以所谓“朝闻道，夕可死”

为人生信条，却在当官之后成了“朝获派，夕腐败”

。

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，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，杀！

可是杀完一批，又来一批，朱元璋急眼了，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：“我想杀贪官污吏，没有想到早上杀完，晚上你们又犯，那就不要怪我了，今后贪污受贿的，不必以六十两为限，全部杀掉！”

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，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，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：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，皆为进士监生，一年后，杀六人。

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，别急，后面还有：戴死罪、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。

明白了吧，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，再说说这个戴死罪、徒流罪。

什么叫戴死罪、徒流罪办事呢？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。

很多犯罪的人过堂，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，和自己一模一样，后面还有人监视。

除了衣服是官服，活脱脱就是个犯人。

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，没有人干活了，朱元璋虽然勤劳，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。

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、徒流罪办事的制度，具体操作方法是，官员犯法，判了死罪，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，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、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，牢里突然来了个人，不管死活地把受罚官员拉出去，塞到马车上，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。

想死？便宜了你，活还没干完呢！

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，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。

活干完了，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。

该杀的杀掉，该徒刑、流放的也执行吧，别再折腾了。

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，但效果并不是太好，这是很值得分析的，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，官吏是比较廉洁的，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，是很不正常的。

应该说，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，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，但官员待遇过低、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。

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。